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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鄂州市人民检察院

徐向京、李晓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时间:2014-11-17 来源: 访问量:

 内容摘要:非法证据排除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来确定适用对象,由辩方承担侦查取证违法可能性的证明责任公诉机关承担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立足于司法实践保障人权的同时应当符合证据本身的要求。

关键词:适用对象  举证责任  证明标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刑事诉讼活动中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所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定罪或量刑根据的法则,即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执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1] 有学者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制度性、原则性规定,包括实体性内容和程序性内容两个方面。[2]笔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就是负有非法证据排除义务的法定主体通过法定程序将非法证据排除出诉讼程序的一种程序性制裁措施。非法证据排除的同时也是对侦查取证行为的否定。刑事诉讼法及两高、公安部实施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司法解释和办案规定在两个《证据规定》的基础上,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程序性规定。但由于司法人员认识上的偏差和工作机制的不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问题,故有必要厘清认识,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功能的实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

当前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随意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司法人员轻易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滥用等问题较为突出。如有的把侦查人员对被审讯对象长时间讯问作为非法取证手段看待;有的把被审讯对象人格遭受一定贬损作为认定非法取证手段的重要依据;有的把侦查人员对审讯对象作出的某些承诺未能兑现作为衡量非法证据的关键因素;有的把侦查人员在审讯中的一些不文明行为视为非法取证的手段等等。[3]以至于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法庭审理的重点不是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而是侦查活动中的不文明、不规范的执法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甚至成为犯罪分子指责侦查办案转移审判重心借以逃避罪责和刑事追究的护身武器。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主要是未能准确把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不适当扩大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

笔者认为,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来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据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不仅包括非法言词证据,还包括非法实物证据。从法定证据种类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对象仅限于五种,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害人陈述,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且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物证,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且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书证。除该五种证据外,其他种类或其他情形的证据均不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即控辩双方就其诉讼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在证据合法性证明的问题上,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在对证据收集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有学者据此认为,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是倒置的,即辩方只需要提出证据是非法的主张而不要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由控方承担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笔者认为,这是对非法证据举证责任的不正确认识。结合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的举证责任不是控辩双方举证责任的简单倒置,而是双方均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

⑴辩方承担侦查取证违法可能性的证明责任

有学者提出,我国刑事诉讼法确定的无罪推定原则,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也没有证明自己受到违法取证的义务,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其只需要提出受到违法取证的主张即可。这显然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错误理解,所谓无罪推定原则,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被法院判决确认之前,应当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无罪的。而非法证据排除针对的是侦查人员程序违法事实。笔者认为,法律赋予侦查机关调查收集证据、查处犯罪的权力,因此,对侦查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履行职责的行为在未被确认为违法之前应推定为程序合法。当然,此推定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反驳。当其反驳该推定并提出侦查取证违法的主张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非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的线索或者材料。两高三部颁发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的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鉴于法律已明确规定了辩方在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时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义务,故辩方有证明存在取证违法性的证明责任。目前司法实践中,被告人无理取闹,有意拖延诉讼时间,以受到刑讯逼供为由要求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案件时有发生,由辩方承担取证违法可能性的证明责任能够避免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随意性,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

公诉机关承担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辩方举证的证明目的与控方举证的证明目的是相对的,辩方证明责任指向的是侦查取证违法,控方证明责任的指向是侦查取证合法。在审判机关对证据合法性存在疑问并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后,公诉机关不仅仅承担指控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而且还承担用以指控、证明犯罪的证据的合法性的举证责任。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为了证明侦查取证的合法性,应当向法庭提交证明侦查取证程序合法、手段合法等事实材料。如,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同步录音录像,提讯记录,犯罪嫌疑人入监时的身体检查笔录,调查侦查人员及相关证人的笔录,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关于侦查取证行为合法性的说明等,必要时可以通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公诉机关对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的同时,亦规定了举证不力的程序性后果。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即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得结论应当达到的程度。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对非法取证事实的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有学者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是一种“确实、充分”的标准。[4]也有学者提出该条款规定的非法证据证明标准是一种“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并提出,“确认”存在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足以证明争议证据是侦查人员通过非法手段收集而检察机关未能推翻这一点的情况下;“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检察机关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但仍然不能排除存在非法取证合理性时,法院应当按非法证据予以排除。[5]笔者认为,在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这一问题上,现行刑事诉讼法是借鉴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作出的规定,学者提出的“确实充分”也好,“排除合理怀疑”也好,是对同一标准不同层面上的解读。“确实充分”是对证明违法取证事实的材料质和量上作出的要求,而“排除合理怀疑”是排除主体综合审查运用既有的证据材料所要达到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

由于非法证据之认定导致证据能否被采信抑或被排除,最终结果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因此,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立足于司法实践保障人权的同时应当符合证据本身的要求。反思刑事诉讼法五十八条之规定,笔者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失之过严。借鉴并比较美国、德国、英国等司法区域内实行的非法证据“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及“排除合理怀疑” 的证明标准,我国现阶段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应视证据种类区别对待。具体而言,对实物证据的合法性证明应当采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对言词证据的合法性证明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在非法实物证据的认定上,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应当对该证据予以排除。由此,笔者认为,对非法物证、书证的排除不能以排除任何有根据的合理怀疑为标准。换句话说,即使物证、书证在收集过程中不符合法定程序,有根据证实其违法性,但法律基于物证的客观性,基于打击犯罪的实际需要,对其采用有限排除原则,又说裁量排除原则。司法实践中,物证书证在认定案件事实上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以其自身独立的证明力来证明案件事实,其是否被排除不再决定于取证手段是否合法,而是法官基于是否影响是否公正的综合考量后再作出的司法评判。当裁判者只要存疑证据之取得为不合法,即必须将一具有真实性之证据资料排除,其结果为因证据的排除而造成有罪者逍遥法外,但对减轻无辜者之冤狱,则完全无任何帮助。[6]因此,将非法实物证据的证明标准设定为“优势证据”具有合理性。

由于言词证据的获取最容易出现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情形,因此,在所有程序是否合法的证明事项中,言词证据的合法性一直为人们密切关注。理论和实践普遍认为,言词证据的合法性证明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众所周知,非法言词证据取得中的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手段一般都会严重侵犯公民个人权利,是对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践踏,采用这些手段收集的言词证据一般不能保证证据的客观性,如果让非法言词证据进入证据链条,极有可能导致冤假错案。因此,对非法言词证据理应适用严格的证明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 一般而言,“排除合理怀疑”被视为刑事诉讼的最高证明标准。就非法言词证据而言,“排除合理怀疑”要求法官在认定非法言词证据时,基于司法良知,根据司法经验的积累,建立在对单个证据的审查采信和全部证据的综合判断基础上,排除其它因素的干扰,在其自身知识和经验范围内,认定证据非法性时确有把握,认定证据合法性时排除任何有根据的合理怀疑,从而达到“内心确信无疑”的程度。

 

 

 

参考文献:

[1]马庆巨《刑事诉讼活动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几点思考》,刊北大法律信息网,转自正义网

[2]成瑞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模式》,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他认为,非法证据制度实体性内容包括非法证据的含义和范围,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非法证据的例外情形;非法证据程序性内容包括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方式,非法证据的裁决方式,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不服非法证据裁决的救济。

[3]徐汉明、赵慧《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若干问题研究》载《人民检察》湖北版 2011年第8期

[4]杨宇冠《刑事诉讼法修改凸显人权保障——论不得强迫自证有罪和非法证据排除条款》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5期

[5]樊崇义吴光升《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文本解读与制度展望》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11期

[6]王兆鹏著《刑事被告的宪法权利》台湾元照出版公司  2004年版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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